(4)在飞跃中被看见——当少年们拼尽全力,只为成为她眼里的光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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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场边的光慢慢淡了,人群早已散去,只剩两人还坐在靠篮球架的水泥地上。
夜风吹过,有点凉,吹乱了刘小利前额的刘海。他伸手理了理,歪着头看了眼旁边那个正低头摆弄鞋带的家伙。
“欸,”他突然开口,声音压得很低,“今天要不是你那球扣进,我可能真得被人笑到下学期。”
“少来。”陈树没抬头,声音懒懒的,“你后面那舞,挺炸的。”
“炸个屁。”刘小利哼了一声,“本来想是给自己加戏,结果反倒成了你收场前的预告片。”
陈树笑了,低低的,没有得意,反倒像松了口气。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,都不急着走,偶尔传来教学楼那头传达室的收音机,正放着什么慢悠悠的歌。
“你说……”刘小利忽然又开口,“咱俩怎么就成朋友了呢?”
陈树挑眉:“这问题你小学就问过我。”
“那时候你还踹了我一脚,说‘因为我看你不顺眼’。”
“现在也差不多。”陈树撇嘴,“主要你嘴太碎。”
刘小利一脚踢过去,没踢着,“行,那我下回不帮你打饭、不替你顶岗、你耳机线坏了我也不借你我的walkman了。”
“你试试?”陈树眼睛一挑。
两人对视了一秒,忍不住一起笑了。
其实他们之间,从没说过“感谢”或者“兄弟”这种词。也从不谈家庭、不讲背景。不是因为刻意回避,而是——他们太熟了,根本不需要说。
刘小利家里什么都不缺,陈树什么都得自己修。但那从不是问题。
有一次学校广播坏了,是陈树跑去维修间捣鼓了一中午修好;而当陈树因为补课晚了赶不上食堂,吃上热饭盒的那天,刘小利把自己的鸡腿夹了进去,还顺嘴骂了他一句:“你能不能别把自己饿成个旧电池。”
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方式。不多话,但从不掉链子。
“不过——”刘小利忽然话锋一转,语气带了点压不住的烦躁,“我还是不明白,王昭到底看上马星遥哪点了?”
陈树抿了口汽水,没吭声。
“他成绩好是好,但那副德行……全天下的冷空气都长他脸了。”刘小利摇头,“从来不主动说话,跟谁都三句话以内结束交流。”
“那是人设。”陈树淡淡说。
“人设个屁。”刘小利吐槽,“你说女生是不是都吃这套?酷酷的,不搭理人,成绩好就自动绑定男主角了?”
陈树笑了一下,没反驳。因为某种程度上,他懂刘小利的烦躁。
他们俩,一个是全班最吵的,一个是最跳的;一个天天被叫“电焊侠”,一个背着“太子”名头上学。
可他们从来没享受过马星遥那种“自带滤镜”的静默光环。
而乔伊——那个转学来的安静女生,那天也没看他们的搞笑话剧,没笑刘小利的舞,也没为陈树的自扣尖叫。她只是——坐在那里,看着马星遥唱歌。
“唉。”刘小利躺了下去,手枕着脑袋,“我不服。”
陈树也仰头靠着栏杆,沉默了一会儿,才淡淡开口:“我也不服。”
他们没有继续讨论谁对谁错,谁更适合谁。因为在这个年纪,他们还不懂什么叫真正的“竞争”,他们只是清楚:那个叫马星遥的男生,是一道横在他们面前的沉默天花板。
而他们俩——正在试着,用自己的方式,在这个时代里,被看见一眼。哪怕只有一眼。哪怕那道光,不属于他们。
实际上,不服马星遥的人很多。
男生里,有说他装的,有说他架子的,有的干脆私底下取了外号,叫他“气压计”——因为只要他一到,全班气氛立刻往下掉两度。女生里更不缺议论,什么“他不回消息”“借书不说谢谢”“笑都不笑一个”,听得多了,连体育老师都忍不住问:“他是不是从物理实验室孵出来的?”
可就算这样,他依旧是焦点。
没人愿意承认,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——走廊上,只要他从那边慢慢走来,哪怕是穿着最普通的校服,背着最素的双肩包,那些在走廊上哄笑、打闹、弹橡皮筋的人,也会不自觉地停一秒。
不是他做了什么,而是他“不做什么”的样子,本身就有一种奇怪的存在感。
他很少和同学聚会,也不和任何人八卦。他几乎不参与任何集体情绪——但每一次考试榜单出来,名字就在那里:班级前三,清晰醒目,像贴在教学楼墙上的“参考标准”。
但这并不是他成为焦点的唯一原因。
真正让人不服又忍不住注意的,是他身上那种“你拿我没办法”的气质。
他没有笑脸,不讨好任何人,也不回避任何人。你不喜欢他,他不会和你吵;你针对他,他也不会反击;你夸他成绩好,他只说“正常”;你说他不合群,他会点头,说“我习惯了”。
这就很致命。
大多数人,活在班级生态里,总有一个面,是给别人看的。可马星遥,像根本就没有“观众”这个概念。他活得太像自己,以至于你觉得他像在演谁。
可惜他没在演。他只是——本来就这样。
而最让人抓狂的,是这种“不参与”的态度,反而在无声中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。
就像一个安静的黑洞,不发光,但连光都拐了个弯。
“为什么总有人不合群,却总能成焦点?”
这个问题,乔伊其实也想过。
音乐课那天,当她看到马星遥坐在琴边,用毫无技巧却温柔得刚好的声音唱出《童年》,她明白了。
是因为他“不给期待”。
他不上场,也不抢光。他不设定“你应该怎样看我”,所以每个人都忍不住多看一眼,试图从他那里找出一个解释。
他不说自己要做主角,但那种“我不争”的姿态,在一群“都在争”的人中,本身就成了一种锋利。
陈树是火,刘小利是风,王昭像光,张芳是冰。
可马星遥——他像重力。
不热,不冷,不亮,却让你所有的注意力,不自觉地往他身上掉。
而在这个需要被看见、需要被赞、需要靠互动换存在感的年纪里,马星遥的“无视一切”,反倒成了最罕见的吸引力。
这就是为什么,哪怕他不开口,哪怕他不上场,他依旧在所有人的青春地图里,像个标注坐标的钉子。
让你不服,却又——移不开目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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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年以后,王昭在一场老同学聚会结束的夜里,独自坐在车里,没急着走。
车窗外,初夏的夜风吹得街边梧桐树沙沙作响,像极了当年桐山二中操场边的那几棵老树。
她头发整齐地挽着,妆容清淡,开会讲话有条不紊,拿起话筒全场安静,是公认的“女强人”——可她清楚,自己从来不强。只是习惯把情绪收起,把遗憾折成方方正正的纸,藏进文件夹。
她打开手机,相册里是聚会时拍的合照。
老同学变得发福的发福,脱发的脱发,只有马星遥,一如既往,站在人群稍后的地方,笑得克制,穿着白衬衫,袖口卷起到小臂,像那年音乐课后唱《童年》的样子,没变太多。
甚至连那双安静看世界的眼睛,也还是那个味道。
“你还是那么不合群啊。”她低声笑了一句,像是自言自语。
聚会时,他没怎么说话,也没和谁多寒暄。别人举杯说着“马博士终于回国了”“世界人工智能排名第五的实验室啊”,他只是点头,说了句“还好”。
而她,也只是和他碰了杯。
没说那年,她为他写过一整本演讲稿,寄存在图书馆自习室的第三排抽屉。
也没说,她在那年的元旦晚会结束后,偷偷坐在舞台台阶上,等了他一整节晚自习——结果他根本没出现,只在课间时递来一张手写的条子:“你讲得挺好。”
她苦笑着,把手机丢在副驾驶。
“喜欢你啊。”她轻声说,声音轻得像风吹过旧试卷。“可那个时候,我根本不懂喜欢。”
她记得自己那时候自尊心多重,连生气都要装得优雅。嘴上说着“我不在意”,心里却在意得要命。看见他和张芳一组做实验,回宿舍摔掉水杯都不吭声。
她甚至清楚记得,那年英语演讲比赛,他不肯参加。她一个人走去实验楼下等他,冷风吹了半个小时,他才从地下室出来,手里还拿着焊接电路板的工具。
她问:“你就不觉得,错过很可惜吗?”
他只回了一句:“我没打算靠台上被看见。”
那一刻她想哭。
却强撑着笑了笑,说:“你真无趣。”
现在想想,哪里是他无趣?是自己不懂他的“被看见”,从来不靠台前。
也许,正是因为不懂,才会喜欢。
那年他们都不懂喜欢,只是觉得心跳快了半拍,就是答案。
而当你真的长大,学会了衡量、权衡、比较、规划……反而再也不会那么轻易心动了。
王昭打开车窗,夜风一下灌进来,她深吸一口气,把额前几缕碎发拨开。
她知道,这辈子他们已经不会有什么结果了。各自有了该为之负责的生活。
可这不妨碍她,在四五十岁的这一刻,突然无比怀念——那个高二的午后,阳光落在琴盖上的时候,那个让她第一眼就觉得“这人挺难搞”的马星遥。
也怀念那个倔强的自己,拼命想当主角,拼命想赢,却连“你可不可以喜欢我”都不敢问出口。
太荒唐,太不可思议,太费解。
可如果重来一次,她还是会喜欢他。
不是因为他最帅,也不是因为他成绩好,只是因为——他是那个时候,她最不懂、也最想靠近的那种人。
窗外夜色安静,远处街灯晕开柔光,她靠在座椅里,眼神落在后视镜里那张略显疲惫却还算精致的脸上,轻轻一笑:
“唉……早知道,当年就该说出口。”
这句话,说得轻,说得晚,说得迟。
但就像所有人最终都会明白的道理:
青春不是用来明白的,是用来怀念的。
人生其实挺没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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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45年·乔伊访谈·人生无趣】
2045年的时候,王昭坐在车里,靠着窗,忽然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。
她不是突然消极,也不是中年情绪崩溃,只是那一瞬间,像终于踩在一个横亘半生的答案上:原来啊——真的没有谁能同时赢下所有。
在她最有冲劲、最敢挑战的时候,她不懂温柔,不懂沉稳,只知道冲锋。后来她明白了人情世故,知道什么该说、什么不能说,知道低头的艺术,也懂了沉默的力量,可那时候,她已经不再能通宵追剧,也跑不动八百米了。
她年轻时以为,终有一天会遇到一个时刻:身体状态巅峰、思维敏锐、感情稳定、目标清晰……然后一切顺风顺水。
但没有。
她真正拥有体力的时候,做不来决定,整天跟情绪打架,靠冲动活着;等她能看透人心,能审时度势,能为自己每一步安排退路的时候——她的膝盖已经不能蹲太久,眼睛也不能盯屏幕太久。
人生就像一场时差旅行——当你的心已经抵达,身体却还在原地;当身体终于走到,心早已疲惫。
更讽刺的是,那些曾在青春时豪赌一切、拼命燃烧的人——燃烧的是未来。她也曾是。
她回忆起大三那年实习,每天早上五点半坐公交,晚上九点再回宿舍,周末还要去兼职补习班。那时候她不觉得累,她只觉得再努力一点、再争一点、再优秀一点,就能提前过上“想要的人生”。
可是后来她发现,想要的人生,好像永远在下一个站台。
她看着窗外的街灯,一盏盏亮着,像青春的灯牌,熄了一盏,又亮一盏,走马灯一样从眼前滑过。
有人说,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。但没人告诉你,有时候不是你不够拼,是这场赛道本身,从一开始就是弯的。
在你拥有一切之前,已经失去太多。
“如果再给我一次十八岁。”王昭低声说了一句,又笑自己太矫情,“我可能还是会傻。”她苦笑。
然后她伸手打开车窗,让夜风灌进来。
也许人这一辈子最顶尖的状态,不是身体和脑子同时巅峰,而是——某一刻,你愿意为某个毫无意义的事,投入全部力气。
就像那天音乐课,她弹琴、她唱歌,她想赢——其实赢了也没什么奖励,可那是她唯一一次,心和身体都没有犹豫。
后来她做过太多重要的决定,稳妥得像教科书——可是她再没那么坚定地喜欢过谁,也再没那么笃定地走向一架琴前。
那天之后,她终于明白:
最好的青春,不是你赢了多少,而是你输得彻底、爱得干脆、做得尽兴。
她合上眼睛,脑海里浮现一幕:
阳光打在讲台上的马星遥,声音低低地唱着《童年》;陈树咬着牙跳起自抛自扣的瞬间;乔伊接球那一刻的眼神;刘小利在篮球场上旋转落地的笑容——
每一个人,都用自己最笨拙却最真诚的方式,交出了一份关于“被看见”的答案。
那不是热血漫画,也不是青春偶像剧。
那是他们真实活过的一场,叫“人生”的战斗。
她轻轻合上眼,嘴角终于扬起一个不属于中年的、而是属于少女的微笑:
“真好。”
即使没赢全世界,他们也赢过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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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45年的一盏茶】
那么,有人会问我:“你是谁?”
我是这本小说的作者。你可以叫我“道胜子”。
一个没有出现在故事中的人,却始终在它身边转悠。你也可以理解成——我是乔伊、陈树、马星遥、张芳、王昭、刘小利,以及他们那些未出场、或已消失的少年们的朋友。
2045年,我们还偶尔聚会。
不是每年都有,也不是所有人都到,但每次,有人笑着推门进来,就像二十多年前那样,掀开一张旧桌、掏出一包辣条,边嚼边喊:“聊聊吧,从哪年说起?”
这本书,与其说是小说,不如说是我记忆里的回放带,或者说,是几份“青春影印件”的合订本。你说它像编年史,其实我连大纲都没有。主线?支线?全靠我脑子一热想起来什么,就写什么。
有人说:“道老师,1998年有手机吗?你写得也太超前了。”
我笑笑,说:“那时候当然有啊,寻呼机、bp机,带天线的诺基亚也出来了。”
可你说我有没有写错?有。
是不是“穿越小说”?也许不是,也许是。
不是我编错,是我记不准了。
人老了,有些细节就像老录像带的雪花点,记得的不一定是真的,忘记的也不一定没发生过。
但我知道——那些人是真的。
乔伊,那个眼神清澈却总像背着秘密的女孩,她后来的研究跨越了很多界限,但在我眼里,她还是那个穿着校服,一脚踩进篮球场,抛出完美弧线的女生。
陈树,从没成为科学家,但他开了家修电台的铺子,听说现在专修“失频的人”。很多中年人坐进去,听着他放的老磁带,听完就哭。
马星遥?他说话还是慢,穿得还是像不太合群,但他确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反正绝对很远。做了一份没人理解的研究。听说他最近在搞“记忆清洗”项目,我说:“别洗我这一段。”
张芳现在依然冷静得像公式一样清楚。但她还是爱写诗,手机签名是:“理性是盔甲,情绪是剑。”至于她咋做啥工作,你往后看吧,反正挺不舒心的。
王昭——她也老了。可她站出来说话的时候,依旧能让一个会场安静下来。她说,那年音乐课,是她第一次明白,赢不是靠控制,而是靠表达。
刘小利现在在哪?我也说不准。他像风一样——吹到哪儿算哪儿。可每年聚会,他永远是最早到的那个,还带着一袋薯片、一瓶雪碧,笑得像他从没长大过。
还有其他人,我没来得及写完。
他们不是小说人物,他们是我青春的同班同学,是我生命里永远定格的一页。
我们都老了。
但一说起高170班,一说起那场音乐课、那晚篮球赛,大家眼里都还是会亮——
不是因为那些事有多了不起,而是它们曾经那么真,真得连“青春”两个字都显得多余。
如果你翻完这本书,愿意对我说一声:“我好像认识他们。”
那我就觉得值了。
2045年,灯很暖,雨刚停,我坐在窗边,打开这台快退休的老笔记本,听着一首很旧的磁带歌,开始敲下这些字。
它没有完结,但谁的青春完结得清清楚楚的呢?
我们都在某一页停笔——然后继续,靠回忆续写。
你也一样。
晚安。
等下,刚才有人问我:“这个Ω系统,到底是干嘛的?”
说实话,哪怕到了2045年,我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吃火锅的时候,还是有人会突然问一句:
“……这玩意到底是个啥?”
我们沉默几秒,然后齐齐摇头:“没整明白。”
接近半个世纪,真没整明白。
Ω系统,代号“宇宙之眼”,官方无人记录,民间无一人知,它不是你在博物馆能看见的展品,也不是哪个高端实验室里能查到的项目代码。
它像是突然从天外砸下来的谜题,砸到了桐山,砸到了三号井,也砸进了我们八个人的人生里。
有人说,它是量子态的崩塌仪,是能“观测人类命运”的高维投影系统。
也有人说,它其实就是《易经》外星版,一种用高级频率表达“命”的结构器。
我更愿意相信,它不是科技,也不是神话。
它是——一种“可能性装置”。
它让你看见另一个版本的自己:
不是你能不能考上大学,而是——你会不会选择继续走这条路。
不是你能不能改变世界,而是——你敢不敢对现实说“不”。
Ω系统,体积只有一个手掌大,金属色,像是某种未知星球的文明残片。
没有螺丝,没有焊点,它不是“制造”的,它是“降落”的。
它的存在逻辑,就像我们那年青春课表上突然多出的一节“自习课”:
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来、怎么来的、什么时候走,只知道——它出现之后,很多事情变了。
它还在。
现在,还在乔伊——或者说,许欣的手里。
2045年的许欣,已经是全球前三的量子物理终身教授。
她住在瑞士洛桑某个天文研究站后的小木屋里,每天早晨喝红茶、做实验,夜里戴着降噪耳机写论文,一周跟我们视频一次。
她还在研究它。
我们问她:“到底研究出啥没?”
她笑着说:“研究出来了。”
我们一听都兴奋:“真的假的?”
她顿了一下,补了一句:“研究出来,我还没看懂。”
我们都笑了。
她又补了一句:“可能一辈子也看不懂。”
说这话的时候,她坐在一张巨大的白板前,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和手写箭头,Ω符号被她一圈圈框起来,像在防止它跳出来似的。
我知道她没放弃。
不是因为她是科学家,是因为她是“穿过时空的人”。
那场事故不是“穿越”,也不是“游戏”。
它是一次宇宙对我们的“叩问”:
你以为你在活着,其实——你在被观测。
你以为你能控制命运,其实——你只是频率里的数据。
Ω没有给我们超能力。
它给我们的,是一面镜子、一段残片、一场测试。
你是谁?你想成为谁?你又敢不敢面对那条属于你的“最短路径”?
我们那一年,就是一群被拉进这台古怪机器里的“测试者”。
测试我们的勇气、我们的选择、我们彼此的羁绊。
我们交了白卷,还是交了答卷?说实话,我也说不清。
但我知道:Ω还在等。
等她解开它的语言,等她找到“正确频率”。
也等我们,某一天,回过头去,终于承认:
原来我们不是被命运安排——我们,只是没学会读取那行密码。
而Ω系统,就藏在那串密码的最深处。
它看着我们,也等着我们,敲下属于人类的那一句回响:
“我知道你在,我也在。”
那你问我,为什么这本书叫《回到高考当状元》?
其实,开始我也不想起这个名字。
你听听,多土啊。像是哪个写网络爽文的初中生半夜两点憋出来的书名。
我原本想叫《道本宇宙》——听着够哲,够深,够装。
我还特地在封面草稿上写了一句标语:“一切存在,皆因观测。”
结果我发给乔伊——也就是许欣,现在在洛桑那个研究站当教授的——她只回了一句话:
“你不是给人讲哲学的,是给人讲故事的。”
她说得对。
我写这本书,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大道理。
是为了记录那年,我们几个被命运从四面八方推搡着、拽着、拉着,扔进一个叫“高170班”的教室里,然后一起炸出青春火花的那段时光。
她说:你要讲清楚,那年我们为什么反复高考、反复坐进考场——
不是为了分数,不是为了荣耀,更不是为了站上哪个领奖台。
而是因为……
Ω装置,需要一个“锚点”。
她还补了一句,我记得特别清楚:
“我这一辈子,几乎就是在‘一次又一次高考’中,被强行拉回那段时间——回忆、重启、重来……
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学校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结局。
有时候是我选的,有时候是它给我安排的。
我没得选。”
她苦笑着说:
“有一次,我刚进青大材料系,结果下个星期,Ω震了一次,把我又送回了桐山二中,那天数学课讲函数对称性,我还在翻上一个周期的笔记。”
我听得发懵,问她:“那你后来……都上了几个大学?”
她摊手:“三所吧?也可能四所。都没读完。每次都被拉回高考。”
你听听,这像不像在被强迫打存档的游戏?
但她不是抱怨。她是清醒的。
她说:“当状元,对Ω系统来说,不是荣耀,是权重。你在那场‘考试’里成绩越高,它就越能锚定你——你越能‘影响’这个时空的修复。”
那一刻我才明白,这不是“爽文”。
这是她的诅咒,也是她的责任。
你说,高考重要吗?
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,它就是个门槛,一场赌运气的筛选游戏。
可对乔伊来说,每一次高考,是一次“与Ω系统的谈判”。
是她试图夺回选择权、试图不被拉回去的唯一武器。
她曾跟我讲过最痛的一次高考:
那次她明明发挥得很好,却在考完后又被“系统”判定——锚定不稳,重启失败。
她就像被强行拖拽着,从大学课堂拽回桐山老教室,耳边响起“咚”的一声。
开学第一天,黑板上那行字:“欢迎高三新生”,又一次出现在她眼前。
她站在讲台底下,满身疲惫地坐回座位,拿起一本新发的政治课本。
那一页,写着四个字——
“百年未有。”
她告诉我:“你知道一个人有多恨‘重复’吗?尤其是你知道这事不是你选的。”
所以我才明白:
这书,不能叫《道本宇宙》。
那是我的浪漫,不是她的痛苦。
这书应该叫——《回到高考当状元》。
不是因为“状元”有多牛,而是因为:
那是她唯一能握住自己命运的方式。
Ω系统之下,每一个决定,都不是“自愿”的。
你考得越高,就能越靠近中心,你就能说一句:
“我来决定,这段时间线,值不值得留下。”
听起来很悲壮?
但我们不就是这样长大的么?
在“选择题”里认清世界,在“主观题”里认清自己。
在黑板上被擦掉的粉笔字之间,写出自己的命。
而她——在一次次被抛进高考之后,终于,活成了自己的答案。
所以,我听了她的建议,把书名改了。
叫得俗一点,没什么。
只要你翻开书的第一页,就会知道:
这里写的,不只是高考,不只是状元。
是一个人,怎样用一场又一场青春,去争一个“不被安排”的命。
其实,回忆是个既快乐又痛苦的过程。
快乐的是,那些年真的是青春本身。
哪怕是傻事,哪怕是哭着跑出教室、摔倒在操场、晚自习被罚站在窗边,也有种奇怪的亮光,像黄昏照进校服后摆,带着草味和灰尘。
可痛苦的呢?
是有些瞬间,你想删,却删不掉。
你会回想:“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蠢?”
“那句话,如果换个方式说,是不是就不会把那个人推远了?”
“那次如果没有倔着不解释,是不是就能一直走下去?”
青春里的那些“如果”,没有一条是小事。
它们不是高考填空题,它们是你整个人生结构的拐点。
你说,如果乔伊当时没转学来我们班,会不会陈树还是电焊侠,刘小利还是“校长太子”,马星遥还是那个戴着耳机、对谁都淡淡的清冷少年?王昭是不是还能一直当“掌光而立”的焦点?张芳是不是就可以安安静静当个不出圈的学霸?
我不知道。
有些事情,一发生,就改写了命。
也可能,那就是Ω装置选定这个时间节点的原因——
它不是挑了一个年代,是挑了那一群人,和他们彼此碰撞出的链式反应。
其实,到现在我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一代。
我是七零后?八零后?九零后?
说不清。
我身边的朋友,有的比我年长十岁,有的比我小两轮。
在2045年这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时代,你走进图书馆,翻不到纸质年鉴;你点开通讯终端,看见的是自动总结的......
很多细节我是真的回忆不起来了。
有时候写到一半,我就得停下来——不是因为断笔,是因为我脑子里的画面断了。
比如那个午后,陈树是不是穿着一双拖了线头的帆布鞋?
乔伊那天是不是扎了马尾?马星遥是不是那天在黑板上多写了一道题?
张芳有没有把试卷叠成四折?王昭的耳钉,是不是那一颗小珍珠?
我不知道了。
网上有很多怀旧的视频,什么“00年代的学校广播”“那些年我们用过的录音机”,也有图片——塑料课桌、方头收音机、奶茶罐的吸管插口。
但说真的,那些都是死的。
真正的回忆,不在图像里,在你们脑子里。
在你听见一首老歌时突然哽住的瞬间;
在你翻到毕业照背面写着“永不分离”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的那种苦涩;
在你打开抽屉发现一张折角的校园票据、一张泛黄的磁带封套时的恍惚——
你不是忘了,你只是被现在的日子压住了。
如果有一天,70后、80后、90后这三代人都走了,
这个世界就真的再也听不到那些声音了:
“喂,明天地理背第几页?”
“你别抄我试卷了,老师知道我写的字。”
“我回家路上看见她跟人走一块了,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”
“我可能……挺喜欢你的。”
这些话没有被录音,没有留下照片。它们只存在于你的大脑皮层深处。
所以,如果你还记得,哪怕一点点——
哪天你在公园听见两个中学生路过,在吵“mp3比磁带强”还是“磁带音质更纯”;
哪天你刷到一个视频,里面放着《童年》或者《小虎队》;
哪天你梦见你回到某间教室,明明知道只是梦,还忍不住走进去坐回原来的位置——
拜托你告诉我。
我会加进来。不是为了故事完整,是为了这个时代的存在感完整。
你知道吗?
如果我们不说,这个世界就会真的以为,我们没有来过。
Ω装置的意义是什么?
也许它不是让我们穿越,而是让我们不被忘记。
是让每一个普通人、迟到过、暗恋过、失败过的少年——
在几十年后,还有机会说出那句:
“我来过。那年我十七岁,我在教室后排,阳光刚好。”